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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全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會議上,公安部部長***指出,要正確處理教育與處罰的關系,進一步加大教育、警告處罰的力度,減少罰款處罰的數(shù)量,真正把糾正違法行為,變成服務群眾、贏得群眾的具體實踐。副部長劉金國亦表示,堅決杜絕給交警下達罰款指標,對輕微違法行為,要以教育、警告為主。

    在法律層面上,教育與處罰本身是毫不矛盾的。處罰在一定意義上其實也是一種教育,可能還是一種更有效率的教育?，F(xiàn)在公眾對于交警動輒罰款之所以怨言頗多,不是說不能使用罰款手段,也不是說罰款手段越少使用越好,而是說當罰款行為與執(zhí)法者利益直接掛鉤,懲戒手段就已經(jīng)異化為一種為自身利益服務的自利私刑,這當然有悖于法治的初衷。因此,簡單意義上談“減少罰款處罰的數(shù)量”,意義是相當有限的,它既無法對執(zhí)法者的權力形成更有效約束,更無法對公民權利形成更好的保護。 

    權力未能受到有效約束,罰款當然容易淪為自肥。作為執(zhí)法者的交警,無論罰款還是警告,無論扣分還是扣照,僅僅都只是一種依法論過的手段;交警是不應該直接沾錢的,而交警所在單位更不應該從罰沒執(zhí)法行為中得到返利?，F(xiàn)實中,所謂“彌補經(jīng)費不足”通常是將罰沒收入返還執(zhí)法單位的理由。這樣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,經(jīng)費不足應該向財政申請彌補,怎能自己罰款自己享用?“罰款經(jīng)濟”正是那種傳統(tǒng)的“不給經(jīng)費就給政策”思維下的產(chǎn)物。